哈尔滨公证处公证员荣登全省第三届青年公证论坛并讲述“龙江公证好故事”

2020-11-20 14:14:12 892


11月13日至14日,我处三名公证员赴齐齐哈尔鹤城公证处,参加了黑龙江省公证协会主办的2020年“龙江公证好故事”和“乘风破浪 百舸争流”黑龙江省第三届青年公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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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以“ 坚定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 ”为主题,分设“龙江公证好故事”及“青年公证人论坛”两个部分。来自全省各地市的18名公证人紧密结合公证执业实践,献上精彩的故事和发言,共同探讨如何在新时代下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公证服务能力水平,更好地满足群众对高质量公证法律服务的需求。


活动中,我处公证员张游美、张平、黄佳鹏分别以《“公证+律师”化解矛盾纠纷 打造家事法律服务新模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公证情怀》《为七三一部队罪行亲历者作公证》为题,向全省公证同仁进行了讲述和交流。此次活动对于我处公证人员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交流机会,也对我处骨干人才培养、促进公证队伍素质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附:哈尔滨公证处公证员发言实录

    龙江公证好故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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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公证情怀
撰稿/寇玉芳 讲述/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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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讲述的故事,是来自公证行业以外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多年来为公证发声、奔走,无私为公证事业鼓与呼的故事——

2013年到2018年,是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及国家各部委收到公证议案和建议最多的5年,其中4个议案和49个建议均出自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高广生。

高广生出身中医世家,是哈尔滨市第四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黑龙江省老年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常务理事,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自幼在悬壶济世的祖辈、父辈治病救人的氛围中成长,耳濡目染中,铸就了他一颗大爱之心,对国家法治及民生建设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自2013年以来,他就与公证结下了不解之缘,充分认识到公证对于国家法治的重要作用,不断为中国公证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说起高广生的公证情缘,要从他对于国家司法安全的关注谈起。2013年初,通过对法院系统的调研,高代表发现我国司法领域案多人少的矛盾极为突出,酝酿着诉讼爆炸的危机,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诉讼爆炸的后果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将是灾难性的,会吞噬社会改革与发展多年的成果和巨额社会财富,也会严重影响家庭和社会安全稳定,更会造成我国司法系统的沉重负担。而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且地域辽阔的人口大国,缺乏强有力的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其危险性对于国家法治堤坝而言不言而喻。那么,如何建立强有力的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呢?这是高代表思考的重要问题。

这时,高代表一位老朋友因病去世,家里因遗产继承产生了矛盾,老朋友的老伴找到他,请他帮忙想办法。他认为只能到法院诉讼解决,就让朋友的老伴到法院立案。过了一段时间,这位老人告诉他,家里的继承问题通过办公证解决了,公证员为他们调解了家庭纠纷,依法办理了继承公证,老人持公证书已经将遗留房产更名,不用打官司了。高代表眼前一亮,觉得自己长期寻找的预防性法律制度有了突破口,于是,他来到哈尔滨公证处调研公证情况。

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第一份公证书诞生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公证文化底蕴。在哈尔滨公证处,高代表参观了宽敞明亮的办公区,看到公证员耐心热情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及公证服务,浏览了《哈尔滨公证处处志》,了解到公证的职能、效力和业务领域,他不由得感慨:“公证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解决我国诉讼爆炸危机的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的核心制度啊!公证对老百姓的家务事和国家法治的作用这么大,能预防化解纠纷,这么好的制度应多多宣传,更应大力发展。”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他经常到哈尔滨公证处调研了解公证情况,每到一个城市考察调研,都要到当地的公证处去参观考察。通过调研,高代表充分认识到公证制度的本质和作用,更坚定了他为了国家法治健全和司法安全大力支持公证事业发展的决心。在一次公证行业全国性论坛上,他谈到:“公证制度是国家法治的第一道防线,是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的核心,是立法与司法之间的法律落实机制,更是非讼领域、家事领域及信用体系的坚强支柱。因此,我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我国公证事业的发展。我认为,国家法治应充分发挥公证的司法预防功能,大力加强公证队伍建设,推动公证事业的发展壮大,以填补我国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的巨大空白,促进国家法治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国家法治的完善和民众利益的落实都离不开公证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

2014年3月,高广生联合30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议案》,提出现行《公证法》在公证机构性质、法定公证范围、公证效力、公证程序等方面存在不足,亟待修改完善。全国人大内司委经商司法部作出批示,建议有关部门抓紧调研和论证,为适时启动《公证法》修改工作做作好准备。

2014年,在哈尔滨公证处大力协助下,高代表对公证在司法领域的辅助职能进行了深入调研。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期间,高代表《关于我国法院系统建立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相互衔接的有效机制的建议》递交全国人大,建议我国法院系统建立非讼程序——主要是公证程序与诉讼程序相互衔接的有效机制,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推动形成多主体参与、多层次、多方式的立案阶段大调解格局。

2015年8月,哈尔滨公证处举办了第二届太阳岛公证沙龙,邀请了行业领导、公证专家、资深法官、律师及教授,专题探讨公证制度与司法制度的同根同源及有效衔接相关问题,会后为高代表提供了长达万字的会议资料。在此基础上,高代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实现公证制度与司法制度有效衔接的相关建议》。

高代表在建议中谈到,我国司法领域已出现了诉讼爆炸的危机。2014年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已高达1565.1万件,比 2007年增加了将近一倍,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种后果对于我国当前改革与转型阶段的稳定与发展影响巨大。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就大陆法系的法律原则与法治传统而言,公证制度和司法制度同根同源。因此,我国应注重实现公证与法院的密切合作及有效衔接,共同服务于司法安全及法治建设。德国于2013年通过了《部分非讼管辖权移交公证人法》。立法目的在于应对德国法院系统日益增加的审理压力,维护司法的权威高效,将遗产法院关于遗产分割的职权以及婚姻等部分家事案件转移给公证人,从而缓解法院的诉讼压力,取得了良好效果,应该加以借鉴。

司法部及最高院对上述建议极为重视,司法部于2015年10月进行了答复,同时积极进行调研和试点,在理论和实践领域进行深入探索。最高院于2015年12月作出答复,指出:“该建议直面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为解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开辟了更快捷的渠道,为推进我国司法体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突破口,对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为公证制度与诉讼制度相衔接奠定了基础。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民法院非常注重运用司法维护公证的权威,维护和支持公证文书的证据效力和执行效力,支持公证的发展。二是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所建立的机制为公证与诉讼的衔接奠定了基础。公证是重要的非诉纠纷解决方式之一。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在落实多元化纠纷机制改革工作中,将按照试点先行、总结经验、示范效应、全面推广的思路,将这项工作落到实处。人民法院将努力对公证从事后支持扩展到事前支持,即利用已经建立的诉讼服务中心平台,在现阶段将适合公证的,如继承、合同等案件,引导当事人主动到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人民法院还将成立由最高法院牵头、司法部、中国法学会协办的诉讼与公证制度改革专项课题组,积极组织人员对国外相关制度进行调研,针对继承领域开展公证前置程序的试点,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适时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

2016年1月13日,最高院司改办在黑龙江省高院召开关于公证及司法有效衔接的人大代表建议座谈会。会上,最高院司改办、司法部律公司、省高院、省司法厅负责同志分别发言,对公证与司法有效衔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切实有效的建议,高代表作了重点发言。最高院司改办将会议成果及调研材料汇总上报,为最高院出台《人民法院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进行准备工作。

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期间,在哈尔滨公证处积极协助下,高代表提交了《关于实现公证制度与司法制度有效衔接的建议》和《关于加强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的建议》。提出我国现阶段应充分发挥公证制度降低诉率、培植信用体系、促进法治落实、增强民众法治信念的司法助手和社会治理助手的法律服务职能,充分发挥公证调解和确权机制的快捷、高效、非对抗的优势,建立家事案件的识别、预防、转换、稀释、解决的多元化非讼机制,以快速修复法律关系和亲情,避免亲情的彻底割裂和家庭矛盾的激化,促进家庭和谐及社会稳定。

2016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出台,对诉讼与公证的衔接作出重要的原则性规定:“加强与公证机构的对接。支持公证机构对法律行为、事实和文书依法进行核实和证明,支持公证机构对当事人达成的债权债务合同以及具有给付内容的和解协议、调解协议办理债权文书公证,支持公证机构在送达、取证、保全、执行等环节提供公证法律服务,在家事、商事等领域开展公证活动或者调解服务。依法执行公证债权文书”。

2016年7月13日,最高院商司法部,对高代表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实现公证制度与司法制度有效衔接的建议》作出了答复,对于公证的预防性司法证明制度的本质、公证与司法的内在联系、最高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意见中公证与司法的衔接依据、积极开展公证司法衔接实践、公证调解在家事审判中的应用以及法定公证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机调节和稳定作用等作出了全面深刻的阐述。

  2017年6月29日,最高院和司法部联发《关于开展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国12个省市积极开展公证参与司法辅助试点工作,指出“人民法院支持公证机构在执行工作环节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公证机构可以参与人民法院执行中的和解、调查、送达工作,协助人民法院搜集核实执行线索、查控执行标的,协助清点和管理查封、扣押财物。经执行机关申请,可以办理保全证据公证。”

2017年7月13日,最高院、司法部、银监会联发《关于充分发挥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服务银行金融债权风险防控的通知》,指出“人民法院支持公证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各类债权文书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加大对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力度,切实保障银行金融机构快速实现金融债权,防范金融风险。”

2019年6月,最高院和司法部联合颁发《关于扩大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将公证参与法院司法辅助工作扩大到全国范围,高代表锲而不舍的努力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如今,高广生同志已不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但仍在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的岗位上为国家法治建设作贡献,他仍然关注公证,对公证的未来发展满腔热忱,情怀不变,连年向省高院提交落实公证参与司法辅助的相关建议。他在一次发言中满怀深情地谈到:“不是光亮被漠视,而是因为它微弱而不能持续;不是耕耘被忽视,而是因为它狭窄而缺少收获。衷心希望公证行业在公证理论与实践领域继续拓展、发光和深耕,那么,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都不会忽视你们的光亮、价值和成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现在,你们一切的坚持、努力、泪水和汗水都会凝聚成公证道路上的奠基石和铺路石,中国公证必将迎来全面发展的春天。作为公证的老朋友,我衷心祝愿中国公证不断蓬勃发展,成为构建国家预防性法律体制及非讼法律机制的中坚力量,为国家法治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龙江公证好故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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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七三一部队罪行亲历者作公证
撰稿/孙红岩  讲述/黄佳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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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处一个老公证员前辈亲历的故事,有点沉重,我今天选择讲述它,是因为它代表着一段不可磨灭、不应忘怀的历史,那就是我们身边的“七三一”——


在人类历史上,七三一部队是与恐怖、魔鬼、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等字眼儿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侵华期间,七三一部队用活人进行冻伤、细菌感染、毒气实验,研发细菌武器,无数无辜生命被残害。


罪恶的历史不应被尘封,为了留下那段历史的重要人证,1997年3月,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向哈尔滨市公证处(今哈尔滨公证处)提出了一项特殊的公证申请:寻找七三一部队罪行的亲历者,为历史作证!于是,哈尔滨市公证处的公证员开启了一段具有历史意义的见证。


七三一部队是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驻地在今哈尔滨市平房区,建有占地300亩的大型细菌工厂,伪装成水净化部队,假借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名,实则使用中国人、朝鲜人、东北抗日联军战俘活体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效果试验,实验手段骇人听闻:无麻醉活体解剖,将人在不同距离和位置下进行手榴弹试验,将鼠疫杆菌注入试验者体内观察反应,将人关在装甲车内用火焰喷射器烤,人与马血互换,人体四肢互换……七三一部队的罪恶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甚至比实施种族灭绝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性质更为恶劣,更为灭绝人性。


七三一部队的罪恶举世皆知,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人企图掩盖或抵赖七三一部队罪行的真相。为了避免日本七三一部队的种种丑恶罪行被时间湮没,国人一直未停止过挖掘罪证的努力。在七三一部队历史研究工作中,寻找人证是重要一环,但研究人员在多年的工作中不止一次地遇上难题,很多时候物证、旁证已找到,千辛万苦得到的人证线索却中断了。有的人已偏瘫失语,或已去世,有的因年事太高而无法取证,有些历史见证人分散在全国各地难以寻找。黑龙江省内也有一些重要历史见证人,但早年在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中留下信息的证人多已搬迁,一些人无法查到下落;还有的证人已七八十岁,如果不及时“抢救”这些证人证言,这段历史将会逐渐丧失最有力的证据。


1997年3月,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向哈尔滨市公证处提出了公证申请,对健在的七三一部队罪行历史见证人全部进行证人证言保全证据公证。哈尔滨市公证处接到申请后极为重视,立即给予积极回应,指派公证员杨淑芳全力以赴投入此次任务,所有公证全部免费。他们深知,现存的历史见证人大多是古稀老人,及时、准确地做好这次公证工作,是在“抢救”那一段重要的历史,是公证行业应尽的社会责任,也是刻不容缓的义务。


方振玉老人是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历史的见证人之一。1941年,方振玉被日军抓了劳工,送到七三一部队“石井班”后,多次目睹了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老人时常回忆起那段悲惨的岁月,他叮嘱子孙们:历史永远不要忘记。1997年12月16日,在他75岁生日这一天,哈尔滨市公证处民事科科长杨淑芳和公证员赵志滨找到了方振玉老人。听说要为自己那段特殊的经历作公证,方振玉非常激动,他向公证员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在那儿养兔、猴、老鼠、马、狼、狗这些动物,日本人抽血用,抽出的血被拿到四方楼里,后来才知道是培养细菌的。在那里只许工作,不准乱说乱动,记得有一次我偷看他们用猴子做试验,被日本兵发现,把我打得死去活来……”他的右小腿被日军踢伤,至今留有疤痕,一走长路便疼痛难忍。他难以忘记曾看到的一幕,“有一次我走到四方楼的东北角时,正赶上全体戒严,给我逼到了哨所里。这时候火车到哨所停下了,就听有人喊‘马路大’(注:七三一部队对那些被迫接受人体实验的受害者的侮辱性称呼,日语中意为“圆木”,引申意为“试验品”),我上窗台边看到日本兵全副武装,往外送人,两人一捆,用光板车推出去到大闷罐处,推车的人都戴口罩、穿白衣、黑皮靴,我看了十几分钟,不敢再看,他们一共推了两个多小时。”


时年72岁的金国忠老人也向公证员讲述了自己被七三一部队抓劳工的悲惨遭遇,在日本兵的高压控制下,挨打是家常便饭,生死也身不由己。“有一天我们在打柴木,来了一个摩托车,把一个工友抓走,拉到飞机库后面打了一顿,在腰上捆个绳子,用飞机在跑道上拖,待了一天一夜,蒙着眼被送回打柴木的地方,是别人用车给拉回家的,没挺到半个月就死了。”


1997年12月23日,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帮助下,公证员找到了敬兰芝、乔世兴、辛淑瑗、靖福和4位老人。老人们先后来到七三一部队本部大楼遗址、“动力班”锅炉遗址前,向公证员杨淑芳讲述了当年日军暴行。敬兰芝大娘是七三一部队暴行的亲历者,1941年,她与丈夫朱之盈先后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她也遭到了严刑拷打,左腕被打断,至今还有残疾。“临放我之前,我看了我丈夫一眼,他被绑在木桩上,血肉模糊……直到1986年馆长找到我,我才知道丈夫朱之盈被七三一部队做人体试验了,我哭了两天两夜。”


黄和云老人亲身经历了从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中死里逃生,为了给后人留下历史的真相,他向公证员讲述了那段痛苦不堪的日子。“康德六年(1939年),我在吉林农安县学瓦工,在师傅家住。天快冷的时候,我师母被日本人拉出城门,说老太太有病给打了一针,老太太就死了。第二天又来给我和师傅拉走,我住的屋子有七男一女。晚上给我们每个人打了一针,到了半夜十二点,我们心里难受,到处翻腾,后半夜炕上死四个,地上死两个,就剩我和一个女的。”“第二天下午两点多,给我拉到外边,小日本说我身上有疙瘩,当时天很冷,外面有两个桌子,铺着油布,我被刺刀逼着上去,把衣裤都扒了,手脚绑上,从左腿根淋巴上割下一块肉。”“后来给我抬进了一个大屋,炕上有七十多人,他们有被割腿的,有割乳房腋下的,我被扔到北炕,我想喝点水,爬了四个多小时才爬到一个装水的盆子边,一气喝了半盆水。小日本看我没死,说‘大大的’。第三天又给我打了一针,我心里难受,炕上地下翻滚两个多小时。他们又把我抬到一个小屋,屋里有个案子,进来个日本医生,翻我的时候发现认识我,因我给他干过四个多月的活儿,他说:‘慢慢的,朋友大大的。’就将我抬回去了。我看到一个桶装着人的心脏,大坑里全是人血。后来一个打更的跟我说,他最多看见过十八桶人心……”


在公证人员的见证下,老人们勇敢地揭开了那处深藏于心里半个多世纪的噩梦,仔细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一字一句地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在当事人叙述的过程中,公证人员忍着义愤,将当事人所叙述的每一个细节都做了详细录音和记录,并将整个作证过程制作成询问笔录,由证人确认后亲笔签名。正如公证员杨淑芳所说:“这是留给将来的宝贵历史资料,不能有半点马虎。”

自1997年3月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向哈尔滨市公证处提出了保全证据公证申请,公证员杨淑芳不辞劳苦,不计付出,穿越冬夏寒暑,足迹遍布喧嚣城市和偏远农村,历时13个月,实地走访了哈尔滨、沈阳、锦州、黑山、济宁等地,共寻找到七三一罪行亲历者中的9名幸存者,终于完成了能够找到的全部幸存者的证人证言保全证据公证。哈尔滨市公证处于1998年4月出具了9份公证书,作为日军的侵华罪证之一,至今陈列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国人来说,这段历史是不可磨灭也是不应忘记的。现存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七三一部队遗址和遗物,是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罪恶物证,而从见证人口中讲述的那段残酷历史真相则是鲜活的人证。当年的一本证言材料中,有136个历史见证人的名字,1998年时经陈列馆确认其中129人已先后去世,如今20多年过去,还能余下几人?因此,对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行历史见证人进行证人证言保全证据公证,使七三一部队罪证留存并在法律上得到认可,这种“抢救性”的工作是必要而且是及时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证人证言保全证据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在公证员面前所做的陈述予以保全的活动。公证员对证人陈述的事实,通过笔录、录音、拍照或录像等方式进行记录,将当时的情形固定下来,作为永久的证据。为这些亲历七三一部队罪行的幸存者办理公证,就是运用公证的手段,使幸存者的证言、证词具有法律效力,避免证据灭失,为历史留下具有法律效力的永久证据。这是公证职能作用和公证人自我价值的体现,更是公证机构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最好例证。


这次公证行动是哈尔滨公证史上首次大规模对侵华日军罪证开展保全证据公证工作,也是继南京市为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见证人做公证之后,哈尔滨市为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滔天罪行的历史见证人开展的又一次大型公证公益法律服务行动。这些公证书是我们为后人留下的最真实、最宝贵的教科书,它将永远警示和教育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铭记中华民族被侵略、被欺凌的屈辱史,激励后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青年公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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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律师”化解矛盾纠纷
打造家事法律服务新模式
公证员  张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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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公证员、律师都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是法律服务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公证机构与律师的合作越发密切,这种跨界融合,可以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化解矛盾纠纷,打造出全新、优质的家事法律服务产品和服务模式。今天,我就从公证员的视角,与各位同仁探讨一下公证与律师在家事领域合作的业务方向——
方向之一:遗嘱(遗嘱信托)公证——传承财富延续爱
《民法典》颁布后,或许很多人就会抱有这样一个疑问:既然《民法典》继承编取消了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办理公证遗嘱没有任何意义?答案是否定的。就像杨立新老师在《民法典》的授课时说过的一句话一样:“拥有同样的权利,不一定能获得同样的结果”。对于普通人而言,公证遗嘱和其他形式的遗嘱相比,依然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是公证遗嘱的真实性保障。《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明确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尽管目前公证遗嘱不再具有排除其他遗嘱形式的优先效力,但经公证的遗嘱依然能够直接作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
第二个优势是公证遗嘱的合法性保障。尽管《民法典》继承编规定了多种遗嘱形式,但对于立遗嘱人而言,在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或者没有法律专家协助的情况下,所订立的遗嘱往往会存在各种合法性瑕疵。而一旦遗嘱内容涉及遗赠扶养、遗产信托或者意定监护、居住权等更为复杂的法律关系时,立遗嘱人往往更加力不从心。此时公证遗嘱的专业优势就能凸显出来。在办理遗嘱公证的过程中,公证员会对立遗嘱人提供详尽的法律咨询,审核立遗嘱人提供的遗嘱书稿,甄别其中可能存在的合法性风险,可行性障碍,并协助立遗嘱人订立合法、有效、可执行的遗嘱文本。对于立遗嘱人确有需要的,公证员可以为立遗嘱人代书遗嘱,最大限度地保证遗嘱内容的合法、有效。
第三个优势是公证遗嘱的服务性保障。遗嘱公证并不是简单的对立遗嘱人意思的简单记录,也不仅仅是对立遗嘱人签署遗嘱行为的简单证明,而是基于立遗嘱人订立遗嘱行为,为确保立遗嘱人的意思能够得到切实实现而衍生的一整套综合性的法律服务。除了为当事人提供遗嘱公证服务外,公证机构还可以提供遗嘱保管服务。此外,公证机构更可以依托继承权公证,通过非诉讼的方式实现公证遗嘱的执行,确保立遗嘱人的遗嘱安排能够得到全面、切实地实现。
对律师而言,很多做家族财富传承的律师和公证机构都有合作,比如上海,律师和公证机构的合作就非常的好。因为律师在为这些客户设计方案的时候,不论从自身利益,还是从商业风险的管控方面考虑,必然面临着遗嘱、赠与、夫妻财产约定、离婚协议等。私人财富管理与传承的规划,能够得到公证机构的“加持”(这种加持本身是独立的、无利害关系的),又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公证行为本身具有公益性、普惠性,实际上并不增加当事人太多的成本。与其降低的法律风险(包括律师自身的法律风险)相比,这些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大陆法系的传统,从两千年前开始,处理死亡事务,包括订立遗嘱、处理遗产等,就是公证行业的专利,从过去到现在,大陆法国家公证人一直是处理死亡事务的绝对专家。任时光匆匆,公证遗嘱的“优先地位”,不在法条里,却在人心中。
方向之二:意定监护公证——预约自己的美好未来
我们都知道的琼瑶阿姨,在其老公、皇冠集团创办人平鑫涛死亡后,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文悼念,回忆了丈夫卧病在床插管维生的日子。
早在其丈夫去世前,琼瑶就为了已经昏迷失智的丈夫是否插管维系生命,跟继子女发生矛盾,矛盾的焦点在于琼瑶主张“尊严死”,而其继子女主张“多活一天是一天”,“两种不同认知的爱”使得双方多次交锋、两败俱伤。双方的争执其实都没有所谓的对错,会出现这样的矛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平先生失智了无法为自己做决定。可人如何能在自己失智的时候行使自主权呢?
所谓意定监护,简单来说,是指成年人在民事行为能力健全时,通过签订书面协议的方式,预先为自己行为能力欠缺时的生活照顾、医疗救治、财产管理、权益维护等事项做出安排,以确保自己能够安稳、平和、有尊严的医疗养老。
我们国家的“意定监护”制度最早在2015年4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提出,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和2021年1月1日将施行《民法典》对它的适用范围由老年人扩展到所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下面我从程序和实体两个角度,探讨下公证机构和律师在意定监护中更合适的定位。
从程序上来说,公证机构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意定监护强调被监护人意思自由,由其自主选任监护人和确定监护事项。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独立行使公证职能的证明机构。公证机构的性质决定在程序上公证机构更有保障力和公信力。
从实体上说,律师有更大的作为。在法律服务市场,律师通常是最先面对当事人的法律工作者。更容易在与当事人交谈的过程中帮助客户梳理清楚内心的真实需求,在未引入公证机构之前,进行前期的咨询,开展宣导工作。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公证员和律师作为法律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也必定可以在意定监护这一新的业务领域开展合作,各自找到自身价值,为老龄化、多元化社会贡献一份智慧和力量。
方向之三:夫妻财产约定公证——给爱一个约定
据统计,我国的离婚率已经连续15年上升,正是因为有了这么高的离婚率,才有了民法典中的离婚冷静期。
巴菲特说,婚姻是人生最好的投资,包括选择对的人,也包括财富的保值增值。婚姻关系需要双方的投入和维系,一旦“爱到尽头,覆水难收”时,财产的分割就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没有人愿意成为“人财两失”的输家。而夫妻财产约定被法院认定为可撤销或无效的比例竟然高达20.8%。
夫妻财产约定公证,是指公证机构依法对夫妻双方或未婚男女双方就各自婚前财产、婚后财产、债务的范围和权利归属等问题所达成的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包括婚前财产约定和婚后财产约定。
夫妻财产约定,大多是针对房产。但是约定能否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由于各法院对协议是属于夫妻财产约定还是赠与合同的定性不同,从而在审判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裁判结果:
1、夫妻将一方个人房产约定为夫妻共有,夫妻签订的财产协议有效,如果房产已进行产权转移登记,那么该房产应当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如果未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在赠与方反悔的情况下,另一方就可能无法分割房产。
2、夫妻将一方个人房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法院基本都会认定为是赠与行为,在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之前,赠与方享有撤销权。
3、夫妻双方将共有房产约定归一方所有,多数法院认可此种财产变动情形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的夫妻财产约定,但是仍然有判例认为赠与行为,因此可以行使赠与合同的撤销权。
但是,如果上述三种情形的财产约定经过公证,即使房屋未办理转移登记,未经双方同意不得任意撤销。
夫妻财产约定为什么要办理公证?
1、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公证员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接触过大量的案例,专业法律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个体的情况分析=当事人接受、人民法院认可的夫妻财产约定。
2、公证的特殊效力。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书面约定还是有风险,应进行转移登记,否则存在被撤销的可能。但一般情况下,涉及不动产约定的夫妻财产约定,该不动产一般都有抵押贷款,无法完成产权转移登记,将夫妻财产约定进行公证是唯一安全的选择,这样可以排除另一方的任意撤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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